碧血黄花，保路四川；武昌首义，帝制终结；辛亥英烈，浩气长存。——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鲁迅先生说他之所以相信野史，是因为中国历史充满了“瞒”和“骗”。但是当我在全国高中《语文读本（必修）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中见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写的《与妻书》以及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2011年重金拍摄的描写林觉民烈士光辉形象的大片《百年情书》时，我认为鲁迅说的上述话已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了。因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士的家书出现在全国中学语文读本（必修）中，这在我读中小学的“文革”运动中是无法想象的。

公元1911年为中国农历辛亥年，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年。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武装起义。而公元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3月29日）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就是其中的一次。由于敌我力量极为悬殊，此以卵击石般的起义将可能是有去无回的结果。

面对此情况，作为从日本归来的主要起义人员林觉民，仍然满怀悲壮，下定慷慨赴死的决心、无所畏惧地积极投身到推翻清政府黑暗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中。在即将面对生死诀别的起义前三天的夜晚，林觉民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此篇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情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哭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的此《与妻书》由于所表现出的情真意切、字字泣血，缠绵悱恻而又充满激情，凛然正气为国捐躯的激情与对爱妻的深情两相交融、相互辉映，叫人断肠落泪，撼人魂魄。作者对爱妻的那份真情，那种“以天下人为念”和舍生取义气度风范，以及其所真切表达的呼唤共和、敲响数千年封建王朝丧钟的思想。从而使得此文与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及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一起成为了影响中国历史的9篇政治美文。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就在清朝政府刚刚镇压完广州黄花岗起义，远在西南的四川等地就又吹响了埋葬大清王朝的号角——保路运动。1911年5月，清朝内阁政府为了财政、外交等需要，将由四川全体7000万百姓共同集资入股买下的川汉铁路筑路开发权收归国有并准备卖给外国时。从而在全省激起民变，到处都是武装起义，并发展到几十万起义军围攻省城成都和荣县宣布独立的状况。为了平息四川老百姓的“叛乱”，清政府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从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等省抽调大量精锐部队增援，从而导致武昌等地兵力空虚，这又为接下来的武昌起义成功创造了条件。

革命党人在经历数年来多次起义失败的同时，总结经验教训，开始在实力仅次于北洋新军且武器装备精良的湖北新军中发展会员。几年下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会员及其同情者已占了一半人数左右，从而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人力保证。而设在武昌的楚望台军械库又是全国最大的军火库之一，此又为起义成功提供了武器弹药保证。由于上述因素，所以当1911年10月10日晚7时在武昌新军工程营响起在今天看来都显得仓促的起义枪声时，此次起义仍能大获成功并最终导致清王朝灭亡和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终结。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巨变。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使得中国人知道了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是要靠革命手段才能实现的；它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它使得国民的思想得到很大解放，并使得民众开始真正关心国家、民族了，从而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全民抗战的发生提供了基础。

时光如白驹过隙，辛亥革命发生距今已110年了。在这110年中，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烈们当所见到的民族屈辱任人宰割现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已把国家建设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辛亥英烈们可以在九泉下含笑了。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未来岁月里，还需我们继续努力工作，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矢志奋斗，为实现海峡两岸统一，为建设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奋斗。同时，也希望以黄花岗起义日作为“青年节”的台湾青年们，勿忘当年先烈们的志愿，反对台独，反对分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后附：四川保路运动介绍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伸进四川，竞相觊觎四川的铁路主权。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904年，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在湖北宜昌举行了开工典礼。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其股本来源主要靠“抽租之股”，亦称“租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这样，全川人民，无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但清政府为了度过财政难关，不惜出卖路权以换取列强奴役性的贷款。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财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团体开会，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拼死“破约保路”。接着，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风潮播及全川，声势越来越大。8月1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9月1日，发展到抗粮抗捐。 尽管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面对此情况，清政府却一意孤行，撤销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还一再严令赵尔丰武力弹压保路民众。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张澜、颜楷等9人，还在总督衙门内的大堂前大开杀戒（位于成都市督院街），命令四川督署卫队向上千请愿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市民32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于是 “成都血案”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犍为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的藏族同胞也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族的土司也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侯宝斋为南路同志军统领（总指挥），周鸿勋为副统领，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面对四川出现的上述状况，清廷立即派湖北新军前去镇压，从而造成武昌空虚，这又为为辛亥革命首役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四川保路运动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位于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

文/蓝天